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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抗疫”进入下半场 企业如何更好践行社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之下,各个行业的企业除了通过捐款、捐物、设立抗疫基金等方式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来,更打响了一场产业的复工复产战。

抗击疫情期间,企业担当什么角色?后疫情时代,如何更好地履责、更有效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直播经济”火热下,企业如何借助新技术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新京报房产新闻部记者邀请学院教授、行业专家、房地产企业代表等展开一场圆桌讨论,探讨特殊时期企业如何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

1、此次疫情中,国企在急难险重的特殊时刻挺身而出、积极履责,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民营企业发挥了“顶梁柱”作用,特别是大型民企贡献很大。

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该具有深远的视角,超越“以社会责任强化自身业务竞争力”等单一视角,从而具备担当宏观经济和社会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的格局。

3、抗疫进入“下半场”,企业是首先是要保生产,任何社会都承担不起长期的停摆和失业;其次是保就业,主要是不裁员、少裁员,不降薪、少降薪;第三是保供应,让供应商活下来。

4、我们无法预测“黑天鹅”,但是可以建立起多元的响应和协同机制,让精准扶贫工作更加富有弹性和韧性,发挥优势产业的“压舱石”作用,形成多层次多点位的稳健持续性扶贫。

新京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国企业第一时间投入抗疫行动,捐款、捐物、设立抗疫基金、援建医院……为防控疫情贡献力量。在您看来,今年抗击疫情期间,中国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担当了什么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钟宏武:此次疫情中,国企在急难险重的特殊时刻挺身而出、积极履责,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国企分布于水电油气路港通讯等基础服务领域,保障着基础的生产生活。从捐赠统计看,《企业抗击疫情研究报告》显示,截至4月4日,4061家企业共捐赠351.4亿元,其中1/3是国企贡献,90家中央企业捐赠了43.65亿元。

民营企业此次表现也很亮眼,发挥了“顶梁柱”作用,特别是大型民企贡献很大。民企参与抗疫捐赠的数量最多,整体捐赠规模最大,2594家民企共捐赠210.9亿元,占捐赠总额的60%。互联网民企在电商、物流领域保障了疫情期间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同时,民企在疫情期间贡献了在线教育培训等创新“打法”。

外资企业则起到了“生力军”作用,433家外资企业共捐赠25.1亿元。在疫情初期,很多外资企业利用本国采购优势,组织了中国当时急需的口罩、防护服、防护镜等物资的输送。

郭毅:疫情造成常态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所引发的社会公共治理尤为凸显。让非常态时期的社会生活保持常态化运行,需要各类社会主体的协同行动。此次我们看到,源自于企业的力量正成为参与公共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疫情期间,企业不仅捐款捐物,还积极发挥自身的业务专长,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居家办公、在线教育等诸多方面,为社会生活保持常态化而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发挥着积极作用。

黄瑜: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合法经营、绿色生产、正常纳税、解决就业、带动产业发展等方面,企业首先是做好本职工作,稳定生产经营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只有健康发展才能有就业、纳税、经济带动等能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房企而言,在这次疫情中,融创、碧桂园、恒大等企业第一时间捐款捐物,中建三局、武汉地产、武汉建工等企业还组织建设了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四医院等工程,有效促进了疫情的快速控制和平息。

新京报:当社会危机出现时,企业危机往往同时而来。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下降,而社会危机却需要企业做得更多之际,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是否责任更大、挑战更多?对于如何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履责,您有哪些专业建议?

钟宏武:企业是社会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充足、能力强大的企业,在经济、生活、社会各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逢困难时刻,人们期待其“危急时刻显身手”。

管理科学、可持续经营的大企业有风险应对机制,每年都有一笔资金用来应对环境变化、不可抗力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可以说,应对危机是大企业的“必答题”。目前,抗击疫情“上半场”的履责已基本完成,“下半场”还在持续。

全忠:疫情之下,绝大部分企业的经营都受到了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和利润也出现了下降,企业受到的挑战比任何时期都大。做好企业自身的复工复产,尽量不裁员、不停工、不减配,让业主的利益不受影响的同时,保证员工的利益、上下游产业的利益不受疫情太大的影响,是企业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的当务之急。

郭毅:在疫情期间,企业的确可能面临履责资源减少、履责能力减弱的可能。但疫情期间持续社会生活的常态化,力求不会产生产业链、供应链的局部坏死或整体崩盘,这就需要企业尤其是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承担更大的责任,也面临更多的挑战。

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我们认为常态时期的建构性社会责任,与非常态时期的防范性社会责任同样重要。在产业协同和社会融合不断深化的今天,任何单个企业都无法独善其身。企业可能能力不同、领域不同,但都是共同商业生态的组成部分,都应在关键时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自身可行的方式保障整体营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疫情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综合性的。我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可能都面临着在国际国内产业链“双循环”系统之间进行结构性调整、震荡与整合的问题。在此期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该具有深远的视角,超越“以社会责任强化自身业务竞争力”等单一视角,从而具备担当宏观经济和社会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的格局。

黄瑜:房地产是上下游关联行业最多的行业,通过加速复工复产,从而拉动建材、水泥、玻璃、煤炭等众多行业的发展,在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还有物业服务行业,作为防控疫情的前沿阵地和基本单元,在抗疫中更是发挥了保障居民健康、出行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未来它的责任更加重大,挑战也是非常多的。

新京报: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抗疫转入下半场,各行业复工复产,促进企业自身健康发展,也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之一。在您看来,抗疫下半场,企业面临什么“新课题”?

钟宏武:抗疫进入“下半场”,首先是保生产,经济社会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没有复工复产就没有就业,就没有正常的生活,任何社会都承担不起长期的停摆和失业;其次是保就业,主要是不裁员、少裁员,不降薪、少降薪;第三是保供应,大企业都有供应链,他们的重要责任课题是让这些供应商活下来,此时不仅不应该终止合同或取消订单,甚至还要给供应商输血。比如,三星电子就向中国的供应链企业提供了21亿美元的现金借款,进行“输血”。

现阶段如何正确履责,我总结了一个“四轮驱动”——顶天、立地、归核、发声。“顶天”是响应国家战略;“立地”是结合社会痛点和难处,主动作为;“归核”是结合主业,围绕自己的产业优势和核心能力创造社会价值;“发声”是讲好自己的责任故事,分享自己的创新做法,树立标杆。

全忠:企业在疫情期间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现金流紧张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能够做到全面复工复产,自然是最理想的。如果做不到,也要保障重点项目和关键项目、劳动密集型项目的复工复产,让更多的员工收入不受影响。从政府和政策的角度,建议针对疫情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困难,在贷款、税收、开工条件、取证条件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倾斜。

疫情给房地产产品设计带来了新的需求和要求,产品在空间结构、卫生设施、空气流通等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到位,对于物业服务,也需要在原来传统服务的基础上,为业主提供更多针对健康管理、防护的服务。房地产产品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从舒适型向健康型发展,从物业服务向健康服务发展。房企也需要对客户需求进行更深的挖掘和满足,预设好更完整的服务和配套体系。

黄瑜:企业复工复产主要体现在投资、施工、销售等环节的恢复。首先,企业要保持稳定投资,保障业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其次,开发环节要继续加大正常施工推进,保障项目如期交付,促进相关上下游行业形成稳定的供需平衡和就业稳定;最后,在销售环节,需通过线上和线下促销、强化销售回款来保障企业的稳健发展和再投资。

新京报: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疫情给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战带来了新挑战,在企业以教育、产业、基建等为形式的精准扶贫进程中,今年应如何消解“黑天鹅”的影响?

钟宏武:在企业层面上,疫情为精准扶贫带来了三个挑战。首先,降低了履责能力,疫情“黑天鹅”冲击了一季度经济增长,影响了企业效益,而这是企业履责的基础;其次,降低了扶贫效率,随着经济被迫暂停,企业的精准扶贫计划也全部暂停;第三,影响了扶贫效果,脱贫攻坚的阶段性成效延后了。

对策有三,第一,加大力度,踩油门迎头赶上;第二,加快速度,我们已经失去了两三个月时间;第三,创新机制,以新方式扶贫,比如很多企业进行定点扶贫县的直播带货,参与到直播经济中来。

郭毅:今年虽然是脱贫攻坚的决战之年、收官之年,但为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已经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拥有扎实的基础。尽管“黑天鹅”带来新的挑战,但我们相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关键在于企业行动与我国当前各类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着力促进内需增长,发挥产业链丰富完整、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实现特殊时期精准扶贫、全面小康的目标。

黄瑜:近几年“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深层次的原因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国内社会经济转型的交织下,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的累积。我们无法预测“黑天鹅”,但我们可以建立起多元的响应和协同机制,比如渠道、资源、信息的整合平台,以信息化为纽带,让精准扶贫工作更加富有弹性和韧性,发挥优势产业的“压舱石”作用,形成多层次多点位的稳健持续性扶贫。

全忠:精准扶贫是国家倡导的方向,对于房企而言,需要根据自身的布局和产业特点,聚焦某类需要扶贫的对象,圈定一些地区,除了进行输血式的捐赠,还可以采取造血式的产业扶贫,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能在扶贫过程中形成造血能力,甚至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新京报:疫情之下,“直播经济”日渐红火,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应该如何与新兴的互联网方式及新技术相结合?

钟宏武:马云和白岩松对话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如果过去互联网技术只是让很多企业活得好,疫情过后,互联网技术是很多企业能够活下去的关键点。”疫情前,互联网的定位是加速器、优选项;疫情后,互联网成了“必答题”。

郭毅:当前的信息技术发展与人们社会生活的互联网化,对企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企业的业务不同,领域不同,与新技术和互联网的结合方式也不同,有的企业可能只是传统业务“涉网”,有的企业却在利用互联网构建一个在线的市场平台。当前企业应该着重把握自身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理解商业生态与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合理的社会责任规划,提升履责行动的实际绩效。

全忠:直播经济不仅可以带货,还可以传播观念。对于房企来讲,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直播平台,让受众更多地了解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和价值观,从而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品牌好感。

黄瑜:直播经济是一种面对面沟通的高效营销形式,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和鲜活性特点,是现代信息化和消费理念升级的产物。对践行公益而言,企业直播可以引导更多的主体参与其中,形成有效监督,有利于发扬正能量;对企业经营而言,利用即时互动的影响力,对施工现场、样板间、社区周边配套等进行直播展示,有利于信息的透明和传递,促进企业提升服务和产品质量,进而为社会和居民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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