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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知识

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摘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路径,扎根理论对近五十年来的西方学界和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不少研究者对它的理解和运用仍不够清楚、合理。本文详细回顾扎根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归纳其核心技术特征与研究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澄清和总结扎根理论的内部分歧以及相应的方法论问题。作为与社会学亲缘最近的质性研究策略,扎根理论的优势和困境是由美国社会学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

作者简介:吴肃然,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名荟,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1967年,美国学者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与安塞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出版了《发现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的策略》(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把“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这一新词带入了社会科学研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扎根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20世纪末“应用最为广泛的质性研究解释框架”(Denzin,1994)。

质性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系统性不够强、理论与方法的关系模糊、方法论与研究技术相脱节”等问题(吴肃然等,2018),而扎根理论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因此,对许多需要处理质性材料的研究者来说,它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近二十年来,随着学术思潮的传播,扎根理论在中国学界也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在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传播学、图书馆学、体育学和医学等众多研究领域中都出现了介绍扎根理论的经典综述(陈向明,1999;王锡苓,2004;费小冬,2008;贾旭东、谭新辉,2010;吴毅等,2016)、深化扎根理论应用的技术探讨(王璐、高鹏,2010;孙晓娥,2011;陈向明,2015;范培华等,2017;景怀斌,2017)和大量基于扎根理论所开展的经验研究。然而,作为一种发端于社会学的方法论思潮,扎根理论带有天生的社会学的学科印记,它的后续发展也一直嵌入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研究者就会对复杂多面的扎根理论产生单一面向甚至是望文生义式的理解(黄光国,2006:6),把握不住这种方法论的真正优势和弱点。当前不少“扎根理论研究”就暴露出了上述问题,在许多研究者的眼中,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是一套明确的技术”,“有着统一的程序步骤”,然而无论从扎根理论的发展历史还是理论逻辑来说,这些认识都值得深入的讨论与反思。

扎根理论的创立与20世纪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总体背景是紧密相连的。自1892年创办全美第一家社会学系开始,芝加哥大学就引领了美国社会学的学科气质和发展方向。在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帕克(Robert E. Park)和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等学者的努力下,芝加哥学派成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舞台上的唯一主演,他们开拓了个人生活史、人类生态学和绘制地图法等研究方法,而他们所探讨的移民研究、族群研究、社会病理学和城市生态学等议题,也成为了舞台上的主打节目(何雨,2016:2)。该学派的代表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被视为“美国社会学的伟大经典”(Coser,1977:62),确立了社会学的独立学科地位(Shils,1948:26)。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学在美国的不断发展,芝加哥学派的一些先天问题开始显现(周晓虹,2004);大萧条的出现也暴露出帕克等人的研究在解释力和预测力等方面的不足;同时,大萧条带来的就业困难也成为一条导火索,促使许多本来就对芝加哥学派的“近亲繁殖”很不满的青年社会学家群起而攻之。在1935年的美国社会学协会年度大会上,一群年轻人正式发起挑战,严厉批判芝加哥学派的传统研究路径。正如后来的学者所评价的,这场“叛乱”是“一伙站在实证主义根本立场、开展量化研究运动先头部队‘少壮派’的行动”,其目的是在“科学客观的旗帜下来反对芝加哥学派的人文主义立场”,它意味着逐渐崛起的、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变量范式”对主导传统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情境范式”的挑战(何雨,2016:199,444)。这一挑战对其后几十年的美国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回应变量范式的挑战,也为挽救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地位,学派的第二代学者积极展开了自我批判。1939年,新一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撰文批评了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合写的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Blumer,1939)。在他看来,这本被奉为学派圣经的著作中所呈现的经验材料证明不了相应结论,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证据不够充分。实际上,该研究所使用的经验材料具有相当丰富的理论意义,但托马斯等人并未真正聚焦于此,反而总试图证明一些在托马斯的旧作中早已存在的观点。布鲁默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妥的(Glaser Strauss,2006:12-13)。

布鲁默的批评虽然直接针对托马斯二人在1918-1920年的工作,实际却指向了他自己发声的时代。在变量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下,其时的美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普遍问题,即理论与经验的割裂。布鲁默认为,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所出现的那些被变量范式当作靶子的缺点,恰恰不是象征互动论背后的情境范式所导致的,而是来自与变量范式同源的一种方法论认识。这种认识主张:经验研究本身并不能产生理论,它是被用来校验理论的,而理论则要通过研究者的偶发奇缘(serendipity)来获得(Merton Barber,2004)。按照这种逻辑,从事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学者要做的只是验证理论,而待验证的理论则由专门的理论工作者提供,这就势必造成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二元对立。

可以看出,在试图重建芝加哥学派学术地位的过程中,布鲁默采取了“以守为攻”的方式:在批评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基础上,他反过来对哥伦比亚学派主导的变量范式提出了超越性的批判。这种“以守为攻”并不是单纯追求学术权力的话语策略,从广义的学科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是从“质性研究”“归纳逻辑”“人文主义”和“历史—情境范式”的立场来对“量化研究”“演绎逻辑”“科学主义”和“自然—法则范式”所做的总体性批评。

其实,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社会学家也已意识到了假设检验模式的“验证”研究可能导致理论与经验的对立。为了在“验证”模式下将这一问题化解,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进一步提出了“中层理论”这一著名的方法论概念,然而它从学理上来说并不成功(吴肃然、陈欣琦,2015;Glaser Strauss,2006:2)。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格拉泽和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斯特劳斯带着各自的知识传统,以弥合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初衷,以开辟新的研究模式为目的,提出了一种“生成的”(Glaser,2008:3-9)而非“验证的”方法论,即“扎根理论”(Strauss Corbin,1998:9-10)。对于其时主导美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范式,对于“系统的观察”“可重复的实验”“对概念的操作化定义”“逻辑推导出的假设”“验证理论的证据”等量化方法的金科玉律,“扎根理论”均提出了不太一样的主张(卡麦兹,2009:6),最终引领了一场社会科学领域的“质性革命”(Hallberg,2006)。

对许多经验社会学的从业者来说,“创造”或“发现”理论不是自己的任务,“验证”理论才是。格拉泽二人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创造理论恰恰是社会学家该做的事情,正是这一任务才界定出了社会学家的身份。那些针对经验证据所进行的描述和验证是新闻记者和调查公司都能胜任的工作。过于强调“验证”扼杀了社会学研究者的创造力,使得他们在研究生涯的早期就放弃了理论追求。其实,韦伯和涂尔干等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所划定的理论范围非常有限,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都未被经典理论覆盖,这些领域理应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理论空间(Glaser Strauss,2006:6-11)。

扎根理论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假设检验也不同于民族志的材料处理方法,它挑战了以下固有的方法论认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是二分的;资料搜集与资料分析是两个独立步骤;质性研究方法是印象主义式的,是非系统的;质性研究是量化研究的探索性先导;质性研究只能提供描述性的个案,无法得到普遍化的理论(Charmaz,1995)。在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笔下,扎根理论研究的过程和规则大致如下:

第一,无需太多研究准备,也无需专门的文献回顾。研究者可以有大致的研究主题,但切忌带有预先设定的具体研究问题。在这一点上,扎根理论与其他方法论是迥异的。

第二,在搜集经验材料时主要使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但材料并不仅限于质性的,量化材料与质性材料有着同等地位。选取研究对象时不需要遵循随机原则,而要运用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不能像统计学那样追求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反而要围绕着研究对象间的联系和异同进行持续比较,以此发现理论元素。

第三,对以访谈记录为主的经验材料进行编码。编码包含两个步骤:实质编码(substantive cod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其中实质编码又包括开放编码(open coding)和选择编码(selective coding)两个子步骤。

第四,在扎根理论的全部研究过程中,要持续撰写备忘(memo)。备忘记录了研究者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各种想法,是研究者对自身理论意识流的即时记录,不用计较语法和拼写。不断积累、修改和整理备忘,对编码进行分类整合,梳理理论逻辑,写作框架就逐渐成型了。

1967年,《发现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的策略》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吸引了大量在英语学界从事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与此同时,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社会行为科学系开设了一系列有关扎根理论的课程和讲座,带领学生陆续开展研究,进一步提升了扎根理论的知名度,其应用范围逐渐由最初的医疗领域拓展到了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工作等多个领域(Strauss Corbin,1994)。

在初期的繁荣背后,一些问题也浮现出来:虽然格拉泽和斯特劳斯为质性研究提供了一套程式,但相对于量化研究的“洋八股”(彭玉生,2010)来说,这套扎根理论的方法存在着相当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编码过程所表现出的高度个人化特征常常使学习者感到一头雾水。许多人在经过大量阅读、学习大量课程后,在尝试运用扎根理论来开展自己的研究时依然感到无从下手(Stern,1994;LaRossa,2005)。

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斯特劳斯和他的学生朱丽叶·科宾(Juliet Corbin)在1988年提出了一种程序化水平更高、编码过程更加系统严格的扎根理论。这个新版本对1967年的版本做了诸多修订,试图将扎根理论的步骤和技术细化为“一步一步来”(step by step fashion)的阐述,为那些从事质性研究的新人提供可行指导(Kenny Fourie,2015)。

在这个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中,编码分为开放编码、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编码三个步骤,并增加了“维度化”“典范模型”“条件矩阵”等新工具,进一步明确了扎根理论的分析步骤和分析技术,试图借此消除新手研究者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常遇到的茫然感。斯特劳斯和科宾努力为质性研究创造出一套可以与量化研究匹敌的严谨的研究程序,这一做法深深吸引了广大从事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各个版本的扎根理论中,这套程序化的扎根理论目前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认可和应用(费小冬,2008)。

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动的时代,扎根理论也受其影响,它的另一个版本“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便应运而生。尽管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倡导者凯西·卡麦兹(Kathy Charmaz)是格拉泽和斯特劳斯的学生,但她并没有继承二人对于扎根理论的“发现”主张,而提出要用“21世纪的方法论棱镜”来重新检验与发展扎根理论(卡麦兹,2009:II)。在她看来,格拉泽、斯特劳斯与科宾皆属实证主义方法论阵营,他们都试图通过研究来揭示世界的真相,但从建构主义的立场来看,“任何理论形式提供的都是对被研究世界的一种解释性图像,而不是世界实际的面貌”(卡麦兹,2009:13)。方法论立场的转变进而会影响研究程序,卡麦兹认为,程序化扎根理论那种事无巨细的编码过程极大地压制了研究者的创造力,而研究者必须学会容忍模糊(Charmaz,2008),质性研究需要一种流动的框架(fluid framework)。基于这种立场,卡麦兹着手对扎根理论进行了建构主义的重构。

鉴于三个版本扎根理论各自的问题和彼此间的龃龉,近十几年来,有研究者对它们进行了多角度的修补与融合。

“理论抽样”与“饱和”是扎根理论中独具特色的两个概念,它们为那些运用扎根理论开展的质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正当性。正如派顿(M. Q. Patton)所说:“相对于别的差异来说,不同的抽样逻辑才标示出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本质区别”(Patton,2002:230)。然而,究竟如何从事理论抽样?到底什么情况才算饱和?几位扎根理论的代表人物都没有表述明白。于是,后来的研究者就尝试着对这两个概念以及相关的应用步骤予以澄清。

德劳克(Claire B. Draucker)等人在考察了2001-2006年间《质性健康研究杂志》上的46篇论文后发现:有29篇论文的作者声称自己采用了理论抽样,但究竟如何开展抽样,又如何结合抽样进行后期的理论建构,都语焉不详。基于这一现状,德劳克等人用自己的研究实例对理论抽样进行了澄清。他们在访谈中发现,对于受过性侵害的研究对象来说,“说出自己的遭遇”这一行为发挥了几种功能,如实用功能,即说出以后可以防止侵害再次发生;或是宣泄功能,通过诉说,受害者释放了自己的情绪;但更常见的是“阐释”功能,通过对他人诉说自己的遭遇,受害者试图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研究者认为,使受害者获得对事情的本质解释和因果解释,才是“诉说”最重要的功能,也是该研究的理论生长点所在。基于此处所萌发的理论想法,研究者开始重点寻找那些对“阐释”功能有强烈需求的受害者,这就是应用理论抽样的具体例子(Draucker et al.,2007)。

德劳克等人进一步指出,在扎根理论研究中仅采用理论抽样是不够的,派顿曾在自己所编写的教材中将质性研究的抽样方法统称为“立意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它包含15种策略,而理论抽样只是其中之一(Patton,2002:230-242)。德劳克认为,扎根理论研究者进行抽样时,至少还应当借鉴一部分派顿提出的其他抽样策略。在上述研究中,研究者就先后使用了强度抽样(intensity sampling)、典型抽样(typical case sampling)、极端抽样(extreme case sampling)和分层抽样(stratified purposeful sampling)四种方法:有的受害者对于“到底该不该告诉别人”有很多看法,有目的地寻找这种案例即为强度抽样;有的受害者所受侵害发生在童年,他们普遍不愿讲出遭遇,寻找这种案例即为典型抽样;有的受害者从来不对别人说起一个字,有的则经常与他人谈起自己的遭遇,他们都属于极端抽样的对象;而通过调查积累,研究者发现,受害者可以分为一直不断遭受侵害、童年时遭受一次侵害和成年后遭受一次侵害三种类型,分别寻找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对象即为分层抽样。在这些抽样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寻找那些能够较好解释“诉说”这一现象及其功能的理论资源,推动理论建构(Draucker et al.,2007)。

与“理论抽样”一样,“饱和”的概念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学者(Bowen,2008)指出:虽然许多扎根理论研究都提到了“饱和”,但“饱和”究竟意味着何种状态,它又是如何达到的,格拉泽、斯特劳斯和卡麦兹都没能说清楚。因此,如果某学者声称自己的研究达到了饱和而停止理论抽样,他人就很难对其做出评判(Caelli et al.,2003)。鲍温(Glenn A. Bowen)认为,要真正理解饱和概念的方法论寓意,研究者需要采取一种自然主义(naturalistic)而非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摆脱用研究对象的数目来衡量饱和的念头。真正的“饱和”指的是概念和理论的饱和,因此,当研究者声称自己已经达到饱和时,他必须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做出声明(Bowen,2008)。鲍温的这种说法虽然很难令人满意,但确实切中了方法论问题的要害。

除了“饱和”这种概念外,令许多学习者感到困扰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三个版本的扎根理论在许多方面说法不一。虽然几位代表人物使用的概念有一致之处,但他们的使用方式和所要表达的涵义常常大相径庭。面对着概念、范畴、属性、变量、指标、维度、理论等诸多词汇,学习者常常陷入困境。仅就上文所描述的编码步骤来说,不仅几位代表人物的讲法不同,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文献中所给出的说法甚至都是不一样的(LaRossa,2005;Walker Myrick,2006)。

基于这种原因,一些学者尽力对三个版本的扎根理论进行了融合,提供了数量繁多的辅助工具、实用建议与理论补充(Scott Howell,2008;Fendt Sachs,2008)。在这方面,最为系统化和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拉尔夫·拉罗萨(Ralph LaRossa)和伊恩·戴伊(Ian Dey)完成的。拉罗萨首先清理了编码元素的混乱用法,明确了指标(indicator)、概念(concept)、范畴(category)和变量(variable)等元素的固定用法和对应关系,并将编码步骤合为三步: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虽然这与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编码步骤相同,但拉罗萨将格拉泽和卡麦兹的部分观点融合进了编码过程,既保留了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细致,又吸纳了经典扎根理论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灵活精神,大大提升了扎根理论在概念运用方面的清晰度(LaRossa,2005)。与拉罗萨相比,戴伊对扎根理论的重塑更加系统。戴伊原本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带着计算机和逻辑学领域的跨学科知识,对扎根理论的理念和应用进行了极其深入细致的探讨、批判和重建。他首先指出,人们对扎根理论的理解和使用之所以非常混乱,主要原因在于几位创始人的许多表述本身就是模糊的。与拉罗萨的做法相似,戴伊重新梳理了范畴、属性和指标的关系,批判了格拉泽所持的“范畴—指标”还原论。其次,他主张用理想原型(ideal prototype)的方法来替代常规扎根理论应用中的分类法,以增强概念的分析力。再次,他主张把模糊逻辑(fuzzy logic)引入扎根理论,以体现质性分析中最具特点的语义性和多重因果性,这种做法打通了扎根理论与另一种著名的质性研究方法即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之间的联结。最后,也是戴伊最强调的一点,是把“确证”理论的任务放到扎根理论的内涵中来,即扎根理论不能仅仅“发现”理论,它需要有清楚的理念和手段来“确证”自己生产出的理论(Dey,1999)。

由于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之间存在着大量差异,人们对于扎根理论的应用相当混乱,著名期刊《美国管理学会会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主编罗伊·苏达比(Roy Suddaby)就曾总结过投稿人在使用扎根理论时的常见错误(Suddaby,2006)。尽管正面界定相对困难得多,但综观扎根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它的一些核心特征。

第一,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演绎—验证”逻辑,主张以逐级归纳的方法从经验材料中创造出理论,而不是从既有的知识体系中演绎出理论命题。避免在研究中出现预置的研究框架和研究问题,这是确保“扎根”有效性的重要原则。

第二,扎根理论所处理的主要是以访谈记录为代表的文字材料,它为质性分析提供了一套相对严格的准则、步骤和程序。

第三,对文字材料进行编码,逐级提炼出理论概念与过程机制。编码是扎根理论分析的核心要素(Babchuk,1996)。

第四,运用迭代式的研究策略(Lingard et al.,2008;Birks et al.,2013),在数据搜集与数据分析中遵循一种相互嵌入、循环往复的滚动过程。尽管在其他研究范式中也会出现这种操作,但这些操作大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可是在扎根理论中,这种迭代是必备的方法论特性。

第五,使用理论抽样而非统计抽样来选择研究对象。要研究什么样的案例是由理论引导的,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做出判断。这不仅不是反科学的做法,反而体现了科学家的研究技能(Glaser Strauss,2006: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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